毛泽东走进垂暮岁月，他苍老多病的形象被红墙阻隔了。他仍神采奕奕地站在亿万人民心中，而我们却站在一位食五谷度岁月的老人身旁。

毛泽东不喜欢面对摄影镜头，由来已久。

我在延安，就听说过毛主席不肯拍摄文献资料片的趣事。说是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往摄影机前一站，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刻板生硬起来。最后文献片也只好善罢甘休，没拍成。

一晃30年过去了，毛泽东早已从黄土穷山沟走进几朝为都的紫禁城，他的光辉形象不知上了多少次银幕，上了多少张照片，还能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吗？然而，1970年我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才发现他仍然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这种延安“遗风”并没有因为环境变化而变化，相反越是年老越是固执地讨厌闪光灯。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又不能完全拒绝摄影机镜头。

怎样才能不让主席因闪光灯照射刺激而损害健康又能正常宣传报道领袖的形象？这让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颇费心思。

1970年时，主席的身体还好，虽然不喜欢黑森森的镜头瞄着他，并且只允许我们还有电影、电视各进一个记者，但在他书房里拍摄，一般随会谈结束而结束，不受时间限制。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我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重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毛泽东老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我们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拍摄人员的心海上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我们镜头里的毛泽东和人民心目中的毛泽东，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我们站在苍老多病的毛泽东身旁，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站在人民的心上。

为了弥补这种反差，我们几乎施展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刹那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我们的心更加沉重。

我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我们能理解。

毛泽东走进垂暮岁月，他苍老多病的形象被红墙阻隔了。他仍神采奕奕地站在亿万人民心中，而我们却站在一位食五谷度岁月的老人身旁。

毛泽东不喜欢面对摄影镜头，由来已久。

我在延安，就听说过毛主席不肯拍摄文献资料片的趣事。说是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往摄影机前一站，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刻板生硬起来。最后文献片也只好善罢甘休，没拍成。

一晃30年过去了，毛泽东早已从黄土穷山沟走进几朝为都的紫禁城，他的光辉形象不知上了多少次银幕，上了多少张照片，还能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吗？然而，1970年我走进毛泽东的书房，才发现他仍然不喜欢面对摄影机镜头，这种延安“遗风”并没有因为环境变化而变化，相反越是年老越是固执地讨厌闪光灯。但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又不能完全拒绝摄影机镜头。

怎样才能不让主席因闪光灯照射刺激而损害健康又能正常宣传报道领袖的形象？这让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颇费心思。

1970年时，主席的身体还好，虽然不喜欢黑森森的镜头瞄着他，并且只允许我们还有电影、电视各进一个记者，但在他书房里拍摄，一般随会谈结束而结束，不受时间限制。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我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重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毛泽东老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我们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我们拍摄人员的心海上空。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我们镜头里的毛泽东和人民心目中的毛泽东，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我们站在苍老多病的毛泽东身旁，神采奕奕的毛泽东站在人民的心上。

为了弥补这种反差，我们几乎施展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刹那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我们的心更加沉重。

我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我们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