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菊隐（1898~1989），湖南长沙人，民国时代的著名记者，近代军阀史的权威见证者和整理研究者。1912年开始进入报界，做过特约通讯员、战地记者、特派记者、编辑、总编辑等，尤以报道北洋军阀最为著名。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

《武夫当国：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堪称了解和研究近代军阀的“必修课程”。其他著作还有：《菊隐丛谈（25册）》、《袁世凯演义》、《蒋百里先生传》、《吴佩孚传》、《筹安会六君子传》、《督军团传》、《孤岛见闻》、《记者生活三十年》等。

然而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陶先生其实只有中学学历，并未受过正规的史学训练。陶先生原籍湖南长沙，出生于1898年，中学尚未读完，就于1912年进入长沙《女权日报》当编辑，年方14即步入新闻界，开始了30年的“报人”生涯。不久，就任《湖南民报》编辑，撰写时事述评；稍后辞职接办《湖南新报》，任总编辑。同时，他还为上海一些大报撰写湖南通讯。1919年，他以湖南报界联合会代表资格，参加湖南的“驱张（敬尧）运动”。由于对湖南政情报道出色，1920年他受聘为上海《新闻报》驻湘特约通讯员，撰写长沙特约通讯。1927年任《武汉民报》代理总编辑兼上海《新闻报》驻汉口记者；其间还为著名的《申报》、天津《大公报》撰写通讯。1928年他曾担任《新闻报》战地记者，随国民军报道“二次北伐”，冒枪林弹雨发回大量战地消息，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济南惨案”。这些对军阀混战时事新闻的迅速、准确报道和深入的述评分析，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与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并称为当时中国报界“双杰”。从30年代起，他又先后在南京、上海办报。由于国民党的新闻管制日紧，他从写“新闻”转为以写北洋时期“旧闻”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宣传抗战，曾受蒋介石单独召见。长期的政治、军事报道养成了他对时局犀利的眼光和深刻的分析、判断能力，所以他对国内抗战尤其是国际形势的看法深为蒋赏识，曾想将他安排重用，但陶的好友蒋百里认为他回到上海新闻界作用更大，便代其婉拒。于是蒋要陈布雷转嘱他回沪后将对时局的看法、形势的分析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设法转交。由于他在上海“孤岛”时期不顾日伪百般威胁利诱，坚持抗战，所以几次受到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沦陷，他不得不退出新闻界，过着“隐居”生活，专注文史研究和写作。1949年后，他曾任上海文史馆副馆长，以他的复杂经历，在“文革”中自然遭到残酷迫害。“文革”结束，他终获平反，又重新握管疾书，于1989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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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氏1912年步入新闻界时，正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来史界所称“北洋军阀时期”的开始。湖南当时政治活跃，各种矛盾尖锐异常，是各路军阀必争之地，同时又是后来北伐军师出广东的首攻之处。可以说，陶先生是以报道“北洋军阀”起家的，是这段历史的直接目击者。他与各路军阀和北伐军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对他们作过周密细致的采访，参与过许多重要会议报道，不仅对“台前”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对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轶事也知之甚详。他巧妙周旋于不同派系的军阀、政客间，获得他人难以得到的消息，却又不失独立报人的原则，客观、如实向公众报道新闻。许多被军阀当局列为“禁区”的独家“政情内幕”，如实报道则无异于引火焚身，但如果避而不写就是对报馆和读者的不负责，他总能想方设法既将消息发出，又保证自己的安全，至为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