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日旭博士《中国金融现代化之路——以近代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性分析为中心》一书，2005年9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人读后，深感该书是一部经济学与历史学有机融合的金融史佳作。

一、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现代感

金融业在一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十分特殊，历来吸引许多学者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兰日旭博士所作之书虽然偏重于金融史的研究，现代金融研究并不是其中心内容，但书中深切地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可以说，对现实问题的关注，才是该书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1．该书深深体现出作者作为一名经济学人的“经邦济世”精神

作者“经邦济世”精神首先在标题中明显体现出来。从主标题来看，当前中国诸多金融问题需要解决，从历史的角度对金融现代化之路进行回溯性研究，可以对中国金融现代化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更纵深的认识。从副标题来看，商业银行的盈利性问题，不仅是近代商业银行正常发展的核心，也是关系我国银行体系改革走向的重大问题。

在近代中国，如何处理好义利关系，特别是如何大胆言利，依利行事，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盈利性是商业银行最核心、最基本的发展目标，在中国却曾遭遇到最大的抑制与反对。”序言中指出，现代银行也存在着此类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胆言利、依利行事是银行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因此，对银行盈利性问题进行探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强调了入世背景下的金融改革与金融现代化的必要性。联系历史上的金融风潮，更可彰显。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五口通商，不仅是中国国内市场发展的要求，更是外国强行打开中国市场的标志。虽然中国入世与五口通商不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但历史确实存在一些惊人的相似。1850-60年代，各利益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东南各省金融风潮席卷；而入世后不久外国强压人民币升值。两者都体现了市场开放下的中国货币市场与金融市场面临的压力。而要消除这种压力，按照盈利性要求，使金融机构现代化，就显得相当重要。该书中的结论部分，作者指出，在银行业发展中的过程中，往往“一个我们根本注意不到的非常小的因可以决定一个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的果”， “前者的很小误差导致后者的极大的误差”。 银行业是通过利率差谋利、以负债经营为特征，深入各种社会因素影响，无论是在多灾多难的近代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当代中国，乃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市场，一个根本注意不到的因就可引起灾难性后果。作者认为此种“误差”能够导致银行业的大崩溃，并以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为例进行说明。作者以盈利性为突破口，最终目标却是出于对金融安全的考虑。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入世后中国金融安全的关注与忧心以及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所拥有的“经邦济世”的现实情怀。

2．该书体现了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经世致用”精神

著作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源于作者作为一名经济学人所具有的“经邦济世”精神，而且还缘于其历史学背景下的“经世致用”精神。兰博士的历史学背景，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研究的是金融史，从而属于“史”（历史学）的范围；其实，他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金融史，历史学方法并不是该书的主要特色。

兰日旭本科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1996-1999年又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林庆元教授攻读硕士学位。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历史学功底。林庆元教授在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派及其思想的后继者洋务派的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名。随后，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经济史。该书十分纯熟地用经济学方法研究金融史，我佩服其转型进步之快。笔者虽也尝试分别用经济学、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也在一家全国中文核心刊物担任历史学、经济学等栏目的责任编辑，但我目前更长于历史学方法，而经济学方法比较薄弱。因此，出于“自私”的考虑，特别想找到其中的历史学印记。在读其长达36页的序言时，终于在倒数第二段发现作者提到：该书的研究是“作为研究中‘经世致用’功能的延伸，今后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发展提供经验借鉴。”终于看到了“史学”，看到其谈到了历史学的借鉴功能；看到了“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这可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经世派这一开明群体的典型特点。

在福建师范大学经历的历史学教育所带来的“经世致用”精神，在南开所受的经济学培养，使得兰博士特别注重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合，注重历史与现实贯通。这在序言中亦有体现。作者已在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兰日旭曾于本人言及，他十分欣赏杜恂诚教授做通金融史与当代金融的学术功力与学术方法。该著作“就是针对理论与现实的状况，力图在此作一尝试，以补充银行史与银行理论对此研究的不足”。